1918年大流感全力參與社會隔離的城市，他們的流感大流行死亡率較低，后來的經濟狀況似乎也更好。

干預程度高的城市傾向于更高的就業(yè)增長

1914至1919年制造業(yè)就業(yè)人數的增長

由于在1918年秋天出現(xiàn)第一例流感死亡病例，明尼阿波利斯的官員迅速行動-?甚至比州衛(wèi)生官員所認為的明智之舉更為激進—-關閉了這座城市。他們從10月12日午夜起關閉學校、教堂、劇院和泳池。

在密西西比河對岸，圣保羅在很大程度上一直開放到11月，其領導人確信他們的疫情得到了控制。明尼阿波利斯之后整整三周，直到圣保羅先鋒日報呼吁“以天堂的名義做事！”，圣保羅才下令全面關閉。

相對于該國受災最嚴重的地區(qū)，這兩個城市都避免了極嚴重的死亡人數。但是，明尼阿波利斯的死亡率大大低于圣保羅。今天的研究人員在回顧這些干預措施時，明尼阿波利斯的經濟似乎也更加強大。

如今，雙胞胎城市之間的比較具有啟發(fā)性，不僅因為它告訴我們有關社會隔離對健康的好處，而且還說明了隨之而來的經濟成本。

1918年，那些更早或更長時間采取干預措施的城市，例如禁止公共集會和關閉學校，并沒有因為時間久而使經濟惡化。根據美聯(lián)儲和麻省理工學院研究人員的一項新研究，在1919年及以后的幾年中，許多城市實際上在制造業(yè)就業(yè)、制造業(yè)產出和銀行資產方面都有相對較大的增長。大流行率先襲擊東海岸，對那些有更多時間準備的西海岸城市這一點尤其明顯。

對于采取最激進干預措施的城市而言，在挽救生命和損害經濟之間沒有任何權衡取舍。

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埃米爾·韋納說：“如果有的話，這些地方會更好。”他與美聯(lián)儲的塞爾吉奧·科雷亞和斯蒂芬·勒克共同撰寫了論文。這樣的原因并不難理解。但是，今天的官員和評論員也質疑同樣的邏輯，他們擔心因冠狀病毒引起的社會疏遠可能不值得關閉的企業(yè)和空前的失業(yè)人數所付出的代價。

韋納說：“大流行本身對經濟具有破壞性，因此，使用任何可以直接減輕大流行嚴重程度的政策實際上都是對經濟有利。”?更嚴格的干預措施“實際上使恢復經濟活動更加安全，并且減輕了大流行本身對死亡率的負面影響。”

第二點在1918年尤為重要，因為大流行摧毀了適齡的成年工人。

密歇根大學醫(yī)學史研究中心主任?霍華德·馬克爾說：“這是一個非常性別化的經濟，養(yǎng)家糊口的人幾乎都是男性。死亡人數減少，一旦恢復，他們便可以繼續(xù)從事工作，這意味著那些活下來的家庭比失去養(yǎng)家糊口的家庭要好得多，而后者將因此變得貧窮。”

馬克爾和一個單獨的研究團隊以前曾研究過歷史記錄，這些歷史記錄告訴我們城市對1918年大流感的反應以及隨著時間的推移有多少人死亡。他們的早期工作表明，那些較早采取干預措施，將干預措施持續(xù)得更久并且因地制宜的城市（例如，關閉學校，禁止公共聚會和隔離生病的居民），在控制流行病和減少死亡人數方面更為成功。

韋納及其同事進行的這項新研究為該記錄添加了經濟數據。當然，有些城市的經濟更強壯，比起大流行，受到與流感爆發(fā)無關的經濟沖擊的更大。例如，西海岸的城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受到農業(yè)繁榮和蕭條的影響更大。但是，研究人員考慮了城市之間的經濟和人口差異，上述發(fā)現(xiàn)的基本模式仍然成立。

一種比較簡單的觀察方法是比較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羅等城市，這些城市在地理位置上相近，并且在其他方面也相對相似。在西海岸，即使城市有更多的準備時間，洛杉磯仍宣布進入緊急狀態(tài)并禁止所有公共集會，而舊金山則側重于敦促居民在公共場合戴口罩，這被證明是無效的。匹茲堡推遲關閉學校的時間比其他東部工業(yè)城市（如克里夫蘭）更晚，情況更糟。

在馬克爾先生及其同事編寫的當時的當地新聞報道中，有很多企業(yè)主反對關閉，甚至游說將政策收回。在亞特蘭大，劇院和電影院都抱怨損失慘重，俄亥俄州哥倫布的零售商也對此表示抱怨。克里夫蘭的酒店損失估計達20萬美元。在費城，沙龍聲稱他們損失了35萬美元。

但是，鮮有證據表明這些人們擔心的公共衛(wèi)生措施會給經濟造成持久損害，就像今天的某些美國人一樣，有時甚至包括總統(tǒng)。馬克爾先生說，1918年的美國人習慣于更本地化的繁榮與蕭條經濟。他們沒有每天檢查的401K退休計劃，也沒有即時訪問有關股市新聞的信息。

當時在明尼阿波利斯，報紙很少刊登對經濟的擔憂，尤其是在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的好消息與大流行的故事相抗衡的時候。

“這座城市幾乎是精神分裂癥：人們在慶祝這些勝利時卻也祈禱不要生病，”寫了雙子城歷史并研究了1918年大流行的艾里克·內森說。“報紙上從未有過關于流感流行的頭條新聞。我認為沒有人認為會有長期的經濟影響。”

今天的前景顯然更加嚴峻。現(xiàn)在的經濟是全球性的，使當地社區(qū)容易受到世界另一端新冠病毒的影響。而且，在美國，現(xiàn)代服務業(yè)的經濟狀況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們的聚集度–在飛機上、在餐館、在劇院、在旅游中心。但是，從1918年開始的這一教訓在今天可能仍然是正確的：真正影響經濟的是大流行，而不是我們?yōu)槎糁?/b>大流行所做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