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結論：使用互聯網的農村居民比不使用互聯網的農村居民更有可能進行創業活動，性別和文化程度對農村創業的影響顯著。互聯網使用對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直接影響大于農村居民創業和非農就業的間接影響，而農村居民創業的間接效應，大于非農就業。

農民收入的增加主要來自農業收入和非農業收入的增加。其中，如何增加非農收入成為近年來學者們研究的重要課題。本文從創業和非農就業的雙重視角，研究了互聯網使用對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

本研究的數據來自中國家庭跟蹤調查（CFPS），它旨在反映中國社會、人口、教育、衛生和經濟的變化。這個CFPS專注于中國居民的利益，是一個全國性的、多學科的和大規模跟蹤調查。樣本覆蓋25個省、市、自治區，CFPS調查有四種類型的問卷：社區問卷、家庭問卷、成人問卷、兒童問卷。該研究使用了2016年CFPS調查數據中的成人問卷數據，通過移除與研究無關的變量和缺失的變量，異常情況下，最終樣本量為3122人。現有的研究發現，在實證分析中使用的數據相對較新，而且由于調查范圍和樣本量越大，權威性和穩健性就越高。

本研究首先建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以檢驗網絡使用對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直接影響。其次，運用中介效應模型檢驗了互聯網使用對促進農村居民創業和非農業就業促進收入增長的間接效應。有必要分析互聯網使用對農村居民創業活動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有必要研究互聯網使用對農村居民非農就業形式的影響。

最后，比較了創業活動的直接效應系數和間接效應系數，并運用非農就業來探討互聯網使用對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影響機制。在中介效應模型檢驗中，首先要驗證互聯網使用對農村居民收入有顯著影響。其次，有必要驗證互聯網使用對農村居民創業（或非農就業）的重大影響。再次驗證創業（或非農就業）對農村居民收入有顯著影響。最后，驗證互聯網使用和創業（或非農就業）對農村居民收入有顯著影響，或當創業（或非農就業）具有顯著影響時，互聯網使用的影響不顯著，前者創業（或非農就業）證明具有部分中介效應，后者創業（或非農就業）證明具有完全中介效應。否則，只要任何條件不符合要求，就證明不存在調解效果。由于本文的因變量是個人收入，因此本文的實證模型是利用收入方程中的半對數形式構建的。具體的模型表達式如下。

直接效應模型：

間接效應模型1:

間接效應模型2：

在上述公式中，lnincome表示農村居民總收入的對數形式。互聯網代表是否使用互聯網，entrepre代表是否開展創業活動，nonfarm代表是否從事非農業就業，age代表年齡，agesq代表年齡的平方乘以100，gender代表性別，edu代表受教育年限，health代表自我健康評價，party代表是否為黨員，fampeo代表家庭規模，union代表工會成員，religi代表是否為宗教團體成員。β0表示常數項，β1 -11表示回歸系數，ε表示隨機擾動項。各變量的含義及描述性統計特征見表1。

表1 各變量的含義及描述性統計特征

1.使用互聯網的農村居民更有可能創業。

在上述回歸模型的基礎上，利用Stata14軟件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和中介效果分析。相關回歸結果見表2。其中，模型1描述了互聯網使用對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總體影響，模型2描述了互聯網使用對農村居民創業概率的影響，模型3表示互聯網使用和農村居民創業對其收入的影響增長。在表2，模型1-模型3的F-統計量大于10，p-值小于0.01，說明三個回歸模型具有顯著性。觀察四個模型的擬合優度和修正后，發現三個模型中自變量對因變量的解釋力較強，進一步說明模型的回歸效果較好。由于模型中存在內生性的懷疑，本文首先利用Hausman檢驗驗證了三個模型確實具有內生性（p值小于0.05）。

然后，為了進一步檢驗工具變量的合理性，本文采用Wald檢驗和Sargan檢驗驗證了工具變量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和非外生問題（前者的F統計量大于16，在模型1的回歸結果中，互聯網使用對農村居民總收入的影響在5%的統計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表明互聯網使用對農民收入增長的總影響系數為0.035，可以顯著改善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居民收入，性別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顯著正相關，說明男性收入高于女性收入的可能性較大。受教育年限和健康狀況構成農村居民的主要人力資本。回歸結果表明，這兩種人力資本與收入顯著正相關。家庭規模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是顯著負向的。工會成員與農村居民收入呈顯著正相關。此外宗教信仰的存在與農民收入顯著正相關。在模型2的回歸結果中，在5%的統計水平上，互聯網使用對農村創業的影響顯著為正，表明使用互聯網的農村居民比不使用互聯網的農村居民更有可能進行創業活動。性別對農村創業的影響顯著是肯定的。受教育年限與農村居民創業顯著正相關。家庭規模對農村居民創業的具有顯著負向影響。

表2.農村居民創業中介效應分析

?在模型3的回歸結果中，互聯網使用與農村居民個人總收入呈顯著正相關，農村企業家對其收入增長具有顯著正影響。綜合模型1-模型3的回歸結果表明，創業活動對互聯網使用對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影響存在部分中介效應，進一步比較直接影響系數（0.063）和間接影響系數（0.001），發現互聯網使用對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直接影響大于農村居民創業的間接影響，說明農村居民可以直接使用互聯網。拓展信息渠道，提高技能素質，實現收入增長目標，也可以通過創業活動間接增加農村居民個人收入，直接促進收入增長的作用強于間接促進。

2. 互聯網使用對農民增收的直接影響大于對創業和非農就業的間接影響

與農村居民創業的中介效應分析類似，本文還利用Stata14軟件分析了互聯網使用和非農業就業對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直接和間接影響。相關回歸結果見表3。其中，模型1代表互聯網使用對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總體影響，模型4代表互聯網使用對農村居民非農就業概率的影響，模型5反映了互聯網使用對促進農村居民非農就業增加收入增長的間接影響。

表3 農村居民非農就業中介效應分析

在表3中，模型4-模型5的F-統計量大于10，p-值小于0.01，表明兩個回歸模型更為顯著。觀察三個模型的擬合優度和校正，擬合優度較高，說明兩個模型中自變量對因變量的解釋力較強，進一步說明模型的回歸效果較好。與4.1中的上述類似，本文首先使用Hausman檢驗來驗證這三個模型是否具有內生性（p值小于0.05）。然后，為了進一步檢驗工具變量的合理性，本文采用Wald檢驗和Sargan檢驗驗證了工具變量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和非外生問題（前者的F統計量大于16，后者的p值大于0.1）。

在模型4的回歸結果中，在5%的統計水平上，互聯網使用對農村非農就業的影響顯著為正，表明使用互聯網的農村居民比不使用互聯網的居民更容易從事非農就業模式。受教育年限與農村居民非農就業呈顯著正相關，在10%的水平上。年齡對農村非農就業的影響顯著為正，平方年齡對農村非農就業的影響顯著為負。健康狀況對農村居民非農就業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在模型5的回歸結果中，互聯網使用與農村居民個人收入顯著正相關，農村非農就業對其收入增長也有顯著正影響。結合模型1和模型4-模型5的回歸結果，非農就業在互聯網使用影響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機制中也具有一定的中介作用，互聯網使用促進農村居民非農就業進而促進其收入增長。進一步比較非農就業的直接效應系數（0.102）和間接效應系數（0.004），發現互聯網使用對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直接影響大于農村居民創業和非農就業的間接影響，而農村居民創業的間接效應，大于非農就業。研究表明，農村居民通過互聯網可以直接實現收入增長目標，也可以促進農村居民開展創業活動或從事非農就業間接增加個人收入，并取得了顯著的效果,直接促進收入增長的作用強于創業活動的間接作用，也強于非農就業的間接作用。

總體上看，互聯網的使用可以直接促進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并通過創業就業和非農就業對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產生間接促進作用。從而驗證了農村居民創業就業和非農業就業存在部分中介效應。將直接效應系數與間接效應系數進行比較，發現創業型和非農業型就業的間接效應系數低于網絡使用的直接效應系數。本研究的結論與現有的一些研究的結論相同，但本文關于農村居民創業和非農就業在互聯網使用和收入增長之間的中介作用的研究結果是新穎的.

這不僅對支持農民創業具有重要的政策意義，而且對培養農民的創業創新能力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意義。提供了若干政策含義。一是把推進數字農村建設納入信息化規劃和鄉村振興戰略的重點工程。二是加強農村居民創業知識培訓，特別是利用互聯網。三是鼓勵互聯網創業形式創新，如農村電子商務、農村移動互聯網創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