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盡管以往的大流行病從社會和經濟角度揭示了對城市結構的重大影響，但在現有的COVID-19戰略和行動的論述中，規劃和設計專業人士卻缺席。本文旨在呼吁國際建筑和城市組織采取行動，將流行病和類似疾病納入其災害管理戰略。從而使它們在大流行城市的應用部署能夠與正常的城市環境規劃無縫集成，也可以控制當前COVID-19的大流行。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繼續進一步傳播（截至4月22日，全球報告的數據中，2564190例確診病例，681842例治愈病例，177424例死亡）

疫情不僅使受影響地區的衛生部門不堪重負，政府和人類的應對措施預計將在近期和未來12-36個月內對所有其他部門造成重大損失，包括經濟、教育、旅游業，使人想起20世紀20年代的大蕭條。

這種流行病直接影響到城市規劃和建筑理論與實踐的基礎。例如，雖然新加坡作為2020年1月至4月封鎖邊界的典范在國際上廣受贊譽，但該病毒在4月發現新加坡的致命弱點，表明即使是最好的措施也有缺陷。

因此，這場無形的地震被建筑環境專業人員視為流行病，隨后的封鎖和逐步緩慢的解除封鎖正直接影響到我們的城市結構，威脅到人類的宜居性，并對包括現有醫院建筑在內的可用結構和基礎設施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食物和飲用水源，以及機場等。隨著大流行的蔓延，尋求醫療服務的人數將會增加。因此，人類將要求采取緊急行動，確保這些設施的可用性和功能（如在英國、西班牙、法國、德國、丹麥），或在相信經濟將戰勝個人健康（如在巴西和美國）的情況下，立即停止封鎖。

城市規劃和設計需要充分考慮疾病大流行因素

城市規劃和設計專業機構在這方面沒有發言權。這可能因為流行病在各自的建筑環境機構災難部署協議中既沒有分類也沒有得到承認，或者在與學生的學術教學活動中被認為是最不可變的。盡管有非常明顯的影響，諸如黑死病（1331-1353）、倫敦大瘟疫（1665-1666）、舊金山瘟疫（1900-1904）、西班牙流感（1918-1920）等事件的遺留影響，以及由類似病毒（如霍亂、傷寒、天花、麻疹、肺結核、麻風病、瘧疾、黃熱病）引起的近距離生活區的人類死亡，以及對城市環境的影響，許多都指出了將注意力集中在人類密集、近距離的住房和活動環境中的問題。

作為人類，我們已經吸取了這些教訓，但它們往往隱藏在其他城市話語中。在經歷了工業化、內戰、城市火災或地震以及導致重大人員傷亡的疾病之后，許多國家采用了重大的城市規劃和景觀建筑戰略，以更新城市面貌，提高城市的宜居性。

規劃和設計專業機構認識到，不僅需要“終身”學習，而且需要“終生”學習實踐，以應對這種健康狀況所帶來的日益嚴峻的挑戰。

這篇論文呼吁這些機構采取行動。他們迫切需要解決流行病對有形和無形城市環境的影響。這包括城市經濟及其人類社區，而不論各國經濟的發達程度如何。

城市規劃應事先考慮應急，而非事后應急

在過去20年中，非洲、亞洲、歐洲和阿拉伯的主要城市發生了4次大流行病之后，大流行病對城市的影響有據可查。從SARS（2002年）、MERS （2014年）、H1N1（2009年）、Ebola（2014年）和Zika（2016年）開始，城市不得不應對與安全、經濟衰退和前所未有的公共衛生危機、政治壓力和緊張局勢以及眾多社會問題有關的問題。這也導致了地方政府、州政府和國家政府（在美國非常明顯）、城市居民和企業之間的沖突，關于誰應該負責誰應該受到指責（在美國、英國、瑞典和印度非常明顯）。因此，在2009年墨西哥城發生H1N1流感期間和之后，受影響的企業向政府索賠，但沒有成功。

流行病的共同特征是需要制定城市結構調整戰略，重點放在應急準備上。在這種情況下，據觀察，一些城市吸取了以往大流行爆發的教訓，建造了新的醫療設施，具備緊急處理緊急情況的能力。就像以前爆發的情況一樣，許多城市必然會被部分或全部封鎖，以控制疾病，從而降低城市的正常運作。另一個方面涉及到在城市領域中使用數據來做出更好的城市決策。

以數據為基礎的城市精細規劃

21世紀智慧城市作為城市規劃議程的出現，加速了傳感器的安裝，加強了城市數字網絡，從而產生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信息量。我們認識到，在沒有城市政策和規劃的情況下，第一批智慧城市倡議是由科技公司發起和推動的；第二批倡議見證了政策制定者、城市規劃者、場所制定者和學術界對下一次“城市主義”轉變的熱切接受；第三階段是科技公司或規劃實體合并活動，打造創新和實驗節點；我們現在看到，在整體宜居機會方面，而不僅僅是數字工具方面，向智慧城市理念轉變。

智慧城市的很大一部分技術是以微型數字數據收集及其提供的建模和土地利用分析機會為基礎的。如果正確有效地使用這些信息，就有可能實現有針對性的城市議程。尤其是城市中心，其重點是提供一個更具彈性的結構，作為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一部分，旨在“使城市和人類居住區具有包容性、安全性、彈性和可持續性”。

大多數國家報告說，最初確認的大多數病毒病例是輸入病例，而不是社區傳播病例，確認數據的交叉使用，特別是在國內旅行方面，很少有人能像目前所觀察到的那樣幫助病毒的空前傳播。

盡管情況如此，但工程師、城市學家和決策者需要作出新的努力，承擔起城市技術的使用，以便更好地利用，就像流行病一樣，首先這需要協議和網絡的標準化。

應對大流行的防備方案要成為城市規劃和設計戰略的組件

盡管建筑師和城市規劃師很活躍，但令人驚訝的是，他們很少涉及到流行病問題。這可能是因為他們對“災害管理”的定義僅限于有形類型的自然/人為災害（森林火災、洪水、海嘯等），而在這些災害中，沒有考慮到諸如流行病等無形災害。

應急響應時間短，被視為主要是工程挑戰，而不是設計挑戰。這可能是因為這些反應大多需要臨時性的結構來控制大流行。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流行病是不可預測的，而且每種流行病都會引發不同的應對策略。當大流行防備方案成為規劃和設計戰略的一部分時，將從中受益。

呼吁國際建筑和城市機構吸取大流行的教訓

按照以前的趨勢，COVID-19爆發的情況以及隨后對城市的封鎖，對城市的社會和經濟結構產生了許多影響。這表明，迫切需要重新界定建筑和城市機構的災害管理議定書，將疾病流行、昆蟲（如蝗蟲）和動物瘟疫等生物災害，直接威脅到城市的宜居性包括在內。一個跡象表明，在21世紀，世界已經經歷了至少四次大的流行病，其他的像基孔肯雅病（引起的感染是由受感染的蚊子傳播給人類的一種病毒性疾病）雖然沒有被歸類為全球緊急情況，但也嚴重影響了城市的生活。

就建筑和城市機構而言，正如國際生物安全協會聯合會（IFBA）在2014年提出的那樣，考慮生物風險管理等途徑將非常重要。在反思從當前和過去的流行病中吸取的教訓的同時，顯然還需要擴大我們對可持續發展目標的理解。

盡管建筑和城市機構對目前的COVID-19疫情采取任何有意義的行動可能為時太晚，但有關這些專業人員參與應對未來流行病的討論極為重要，現在需要參與。他們的考慮范圍應包括了解深遠的利益，特別是在確保城市的宜居性不受損害方面。此外，最不發達、發展中經濟體和區域在建設應急設施和滿足其社區基本生存方面能力有限，如果沒有建筑或城市規劃性質的全面和充分支持，將受到特別影響。